学界认为健康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公民的健康权，健康权是二战后由现代国际人权法所确定的基本人权。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萧条时期，德国法官就多次运用《德国民法典》第242条来证立制定法未曾规定的新义务，限缩甚至否认制定法已规定的权利。因为法学连同它所描述的规范，必定呈现出一幅规范应为之生效的社会图景。

这使得它既能为规范性和评价性导向的法教义学提供经验基础和互补功能，也使得它在法教义学之内发挥着有限作用。所以，容纳了法政策学的教义学理论应当尽可能少地与通行范式相冲突，它越是可能与解释规准和基础性范式相吻合，说服力就越大。一般条款不是惯常意义上的规则，也即是通过如果—那么的关系将轮廓清晰的事实描述与法律后果联结起来的规范。法官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前理解，会认为《刑法》第234条第2款所表述的意义可能是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范，因而以致人重伤的，应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大前提，而以张三砍断他人的左手拇指、食指与中指作为小前提。这些，都使得刑法既能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又能更好地发挥人权保障的效果。

因为在政治科学的支持者看来，对现实的研究只有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时才有资格称为科学。因此，描述性法政策学的纯外在观察立场与持参与者立场的法教义学格格不入。相反，只有当在对某个规范的法律解释或对不同选项的选择框架内顾及目标观念，而这种目标观念与经济学目标观念相等同或至少部分等同时，才能将经济演算纳入法教义学。

整个人类存在的目的可以分成两大类，即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从学科发展的大背景看，这是多学科渗透融合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融入法学（法教义学）带来的必然结果。对向一般条款逃逸的批评也只有在常态情形中才能成立：因为它是对通过具备清晰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之规则来保障当事人自由（意思自治）这一要求的主张，而这种自由在困难时期要让位于社会公平。人类生活就等于是社会生活。

显而易见，从这两个前提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法律后果，中间尚需（1）使人肢体残废的，属于致人重伤（2）丧失手的机能，就属于肢体残废（3）如果手指失去作用，就会丧失手的机能（4）砍断他人的左手拇指、食指与中指，手指就失去了作用这些中间步骤。经济学知识对法教义学的嵌入必须同时受到这两重体系的制约。

两种读法在逻辑上是等值的。三是社会生活领域调整的复杂化。一方面，效率标准没有回答资源的分配是否公正，或者说是否符合伦理及社会观念的问题。为此，一方面，无效率的解决办法不得以存在激烈争议的伦理学观点来证立，伦理学上站不住脚的观点也不得以是否能带来经济效率尚不确定的论据来支持。

在此，法教义学方法扮演着单向的筛选或鉴定机制的角色：只有通过这一筛选的价值与后果才能成为教义学论证中的规范性理由。1.法教义形成的经验基础必须承认，对事实的充分把握是对法教义之充分构造的必要前提。一切都变成特定偏好下的效用，从爱情到审美，从自利倾向到利他主义，却不对个人偏好本身作任何评价。再如，就像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用效率原则来对意思自治原则作说明和辩护那样，我们也可以从伦理学视角出发，用功利主义原则来解读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这一原则认为，惯性使得我们有可能依赖常态、惯习、现实和实际，并赋予它们价值，不论它是现状问题、已被接受的观点还是持续发展的常规状态。相反，法教义学属于实践性的学科。

20世纪以来，由于对全部生活条件的法律控制程度越来越强，法律适用者越来越有必要运用来自数个法律部门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为特定案件提供好的建议或冲突解决办法。在前文所举的系统性风险例子中，这一点就体现得很明显：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系统性风险需要借助经济学来理解。

这项工作不是在归责、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层面上进行的，而主要在于对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分析，特别需要以能够将系统风险与既定的危险和风险数量联系起来的任务实现为引导。相反，法教义学的基本特征在于依法裁判，这是一种事前观点。而在衔接规范与事实形成法教义的过程中，经验—事实命题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法教义学的目标是发展一个启发式的概念，来引导与既有法律材料有关的作业和对未来法律的塑造。规范进路的经济分析为法律解释开启了有益视角，但对相关法律规范的经济学解读并非必然，经济学的效率标准也不是法教义学的最高标准，经济学知识更要受到教义学双重体系的制约。法律论证乃是法学规范面向的主要工作，在法律论证中运用经验事实的陈述，即为规范面向与经验面向的直接交汇点。

据此，法政策就是通过由国家制定和实施的规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所进行的塑造。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指的是获得这些知识产品的活动，作为一种独特的作业方式，它要求对现行实在法进行解释、建构与体系化。

法律解释活动中的规范目的包括主观目的（发生学解释）与客观目的（客观目的解释）两种。这里规定的交易惯例就是对法官解释合同的指示。

但规范与事实之间往往是有落差的，需要适用者通过一系列的中间步骤实现具体待决案件与为制定法构成要件所确凿涵盖之案件之间的等置。经济分析以二阶效率判断作为元方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考虑各种解释方法，尽可能找出可供选择的不同解释选项。

（二） 法经济学对法教义学的意义1.实证进路作为教义学辅助实证进路或工具主义范式之经济分析在法教义学中的基本目标在于，在规范目的既定的前提下帮助提供最节约资源的手段。二是用其他学科的关注点替代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造成所谓二手专业化（secondary specialization）现象。一方面，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的内部合作能够改善教义学的论证结构，提升教义学的生产能力，输出更加有想象力和说服力的法教义学产品。但是，《民法典》并没有遵循这项看起来更符合逻辑的安排，而是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并不因受欺诈而当然无效，并赋予被欺诈者请求撤销权，以保护那些虽受欺诈但实质上从中受益的行为人。

法教义学既是一种活动，即对现行法的概念性、体系化作业，也是这一活动的产品与对象。但无论是目的解释框架内的冲突解决标准，还是不同解释方法之上的元方法，对于法教义学而言都无法成立。

所以，经济分析并非法教义学的元方法。三是协助法律漏洞的填补。

系统性风险的法律概念必须能够通过识别相关现象及其具体属性来确定法律监管的事实领域，有可能将与系统性风险相关的法律前提和后果（例如系统监督负担的分配）捆绑进这一概念中。教义的着眼点是：试图把握一项规则的概念性意义并探明，一项以该规则为支撑的判决是否正确。

相比而言，规范进路的法经济学更具有雄心，因为很多时候它不仅想要将效率确定为法律适用的规范性标准之一，而且试图将其作为凌驾于其他规范性标准之上的元标准，这体现出明显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色彩。但只有教义学者能够走最后一步，能够以这些学说为支撑去研究，应当如何解释制定法，如何填补其漏洞，从而使得对贸易抵制的调整在个案中合乎制定法的目的。典型的如将效率规定为法律原则。故而法教义学至少间接地是法律政策的产物，或者说结晶化的法政策学。

这是法律论证中惯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ertia）所导致的结果。有时，即便不带有明显经济意蕴的模糊概念也可以通过经济分析来提供一种理解可能。

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惯例。前者指的是，法教义学具有保持吸纳社会科学知识或作出及时回应的能力，以便维系法学的开放性。

但在此之前，尚需明确社会科学融入法教义学的基本路径，以建立法教义学之内的社会科学的整体分析框架。结 语在法教义学的框架内，诸种社会科学各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限度。